岩波：移民文学是个大话题

岩波

“移民文学与人学、社会学之关系”是怎样的？“移民价值观”、“移民眼光”和“移民文学要旨”又是怎样的？这注定不是内容“空空如也”的随便一谈，而是“余音绕梁”的宏大话题。

当今世界大势，乃“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个国家和个人，无不身在其中，无以回避。以弘扬传统文化著称的东方大国——中国，按国务院侨办的数字，目前已有移民6000多万人，其中90%加入了对方国籍，10%未入国籍属于“永久居留证”，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譬如泰国930万，印尼800万，马来西亚688万，欧洲250万，澳大利亚139万，新西兰25万，非洲55万，美国560万，加拿大177万。

移民来到新的居住地，产生很多新的见解与体会，其中很多人拿起笔（电脑）开始写作，记述生活抒发情感。譬如泰国华人，号称“泰华文学”，以诗歌见长；马来西亚华人，号称“马华文学”以“闪小说”见长，等等。文学重镇无疑属于北美，号称“北美文学”。涌现很多文学大家，如：於梨华，代表作《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聂华苓，代表作《桑青与桃红》、《沈从文评传》；白先勇，代表作《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纽约客》；韩素音（英），代表作《瑰宝》、《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现当代获奖最多的，有李翊云、查建英、张戎、郑蔼龄、崔维新等。如：汤亭亭，代表作《女勇士》；哈金，代表作《等待》；谭恩美，代表作《喜福会》；严歌苓，代表作《扶桑》；张翎，代表作《金山》；李彦，代表作《白求恩》等。其中身在大学任教，使用双语写作的是哈金和李彦两位教授。他们的作品，以时间为证据，具备了跨越时代的审美与共鸣，经得起“重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们作品所探讨的身份认同、文化归属感以及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依然能让当下的读者感到“思绪万千”或“感奋不已”。 如果说流行读物是“一阵风”，那这些作品就是“一座山”。它们通过获奖、入选教材、引发学术研讨以及被反复改编，已经在移民文学史上占据了固定的坐标。

近年来，随着一日千里的信息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古今中外的世界名著，即使是举世瞩目的煌煌之作，依然显现出其局限性（并不排斥其经典性与历史性）。譬如雨果的《悲惨世界》，作者定义和描述的“悲惨”，如今已大相径庭；狄更斯《双城记》所述“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自相博弈的情景似乎正被时代拆解；二战以后作家们反向自我的写作，卡夫卡以《变形记》述说自身感受，好像人已成为甲壳虫；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述说人类最终走向孤独，越到晚年越严重；伍尔夫主张“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以便独立思考与自守。诸如此类。在高山半腰止步。唯有托尔斯泰堪称登顶，在《战争与和平》中深度思考战争的罪恶，演绎和平的可贵，以及战争与和平的对立统一；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方面主张个性解放，另方面主张建立秩序，尽管自我形成悖论，但思考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努力，清晰可见。

中国的四大名著，《红楼梦》写尽封建大家族的繁华与腐朽没落，作者曹雪芹找不到出路，设计了主人公贾宝玉出家做和尚；《西游记》写孙悟空凡是打不过妖魔鬼怪时，就搬观音菩萨的救兵，最终让玉帝把妖魔鬼怪收回去，寄希望于“天庭”（朝廷）；《水浒传》写农民被“逼上梁山”造反，最终却以被“招安”收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最终也是寄希望于朝廷；《三国演义》作者借诸葛亮之口说出“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知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切都为什么？作者不知道。因为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国的闭关锁国十分严重，早在两千年前古希腊产生哲学家与哲学思考的成果，以及关于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与合理性研究，不可能传到中国。中国始终围绕“儒释道”三家“打转”。

再看国内这些年再版最多的两部经典——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再版次数多，说明受读者和市场的欢迎程度十分可观，读者是挑剔的，因为他们要掏银子，必须看值不值：《白鹿原》1993年初版，至今再版15次；《农民帝国》2008年初版，截至2019年已再版13次；不仅如此，这两部长篇小说还获得出版社“线装书”的最优厚待遇，这是成本最高、耗资最大的出版方式，可见其在出版界的黄金地位。但是，《白鹿原》中儒家代表朱先生把国共两党在白鹿原上的你来我往的激烈斗争，形容为“翻鏊子”（类似半斤八两），固然形象而深刻，但不能不说在这个层面是止步不前的；《农民帝国》蕴含了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遗风，指出其并没有脱离狭隘自私企图独裁一切的皇权思想（实际例子是华西村吴仁宝干得非常出色，华西村一度号称“中国第一村”，但彼时吴仁宝掌管全面，四个儿子垄断全村90%的财权，为人诟病；另一个“中国第一村”大邱庄的一把手因权力无边违法乱纪而锒铛入狱）。蒋子龙如此洞见难能可贵，但也在这个层面止步不前。陈忠实与蒋子龙都没有在社会学意义上迈出类似托尔斯泰那样的思考性“下一步”。当然，这已经十分了得。国内的文学状况离不开具体国情，超出允许范围的思考，能不能实现，是另一个“问题域”。

文学就是人学，这个观点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教授，早在1957年提出，前苏联高尔基有过这方面议论，但没有形成系统理论，是钱教授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但文学仅限于此仍没有“登顶”。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问题离不开社会，而且，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社会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遗传基因也起作用，但相对社会塑造力量而言，不可比拟。作家们如何像托尔斯泰那样迈出新的一步，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读者的期待。尤其当今，东西方发展越来越趋向一致：过去马克思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上，路径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还有民主、议会、工会、股份制等多个选项，前苏联与中国选择了前者，北欧、加拿大、英、法、德、意等国选择了后者，目前看，似乎“殊途同归”，而且，北欧、加拿大发展势头更好：社会平稳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富于满足感。中国在文革后开始改革开放，对很多政策进行调整和放开，看似“倒退”，实则发展，前期有“初级阶段论”、“补课论”，后期有“中国特色论”等。不补课行不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不可能形成马克思论证的那种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离不开封建色彩的“家长制”作风。更谈不上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契约文明乃至法治文明所带来的“现代化”。西方的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内容，中国的核心价值观24个字中就含有这些内容，可见，在价值观上也正在殊途同归。而这一切，只有“出洋”的“移民”更能见证，因为不仅“耳闻目睹”了，还亲身体验了。真正的现代文明是怎样的？对人的塑造是怎样的？似乎只有“移民”更能讲得清楚。

优秀的文学是照亮生活的灯塔。国内改革开放初期，“乔厂长”打破“伤痕”的沉闷之时，评论家及时指出：“文起当代之衰”！在当今世界大势之下，华人移民写作者若依旧纠缠于过往的各种“政治运动”，进行没完没了的诟病，跳不出这个局限——想没想过“那些事”是怎么形成的？一句名言需要咀嚼：“历史的发展走向是综合力量的结果”。凡事有因就有果。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难见“飞来的横祸”，上帝（老天爷）不会偏袒任何人。出现“例外”也是“另有原因”。这才是唯物主义。若依旧沉浸在个人奋斗的“小成功”业绩里，满脑子“小愿景”“小感觉”“小情怀”……也不可能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地俯瞰当今时代。更别说只把文学当作娱乐工具。而当今现实生活正把巨大空间展现在移民写作者面前。先贤树立的里程碑固然名垂青史不可撼动，但是，在时代的召唤与挑战面前，一句名诗还是涌现眼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6000多万移民中的文学写作者们，能不能成事，看你们了！

（此文根据岩波先生在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4月底举办的《移民文学的四个向度》主题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作者简介】岩波，原名李重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理想国》《红星谱》《1943，黄金大争战》《今夜辰星璀璨》《开锁》《狼山》《鸽王》《饮食男女》《那年那些兵》《暗战》等20余部，逾600万字；小小说《健忘症》入选2011“当代世界华文闪小说精品文库”。长篇小说《男上司与女上司》获2011“长江杯”现实文学类季军奖。长篇小说《女市委书记的男秘书》于2011-2014连续四年获《新浪中国·好书榜》前5名。短篇小说《父与子》获贵州文学“2015作家100强”。歌词《延安情》《握住母亲的手》获全国大赛银奖，《天津民谣》获全国大赛金奖，2017年被中国大众音协授予“中国歌曲创作金牌作词”荣誉称号。散文《阿岗昆和毛乌素的两个中秋》获2021加拿大加中文化交流协会“特别荣誉奖”。中短篇小说集《多伦多华人》获中国侨联2021“著述佳作奖”，被米国国会图书馆、加国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米国杨百翰大学图书馆、米国俄亥俄州大学图书馆收藏。长篇纪实文学《风雨毛乌素》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中国农家书屋重点推荐书目》，入选中宣部、农业农村部《2022中国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入选教育部《2023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重点推荐书目》。微短剧《多伦多今日有雪》获“美中作协杯”2024全球大奖赛三等奖。长篇小说《成色》《地下交通站》《离婚男人》《今夜辰星璀璨》《古玩圈》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保留节目。论文《中外粮食政策比较与启示》获“21世纪中国改革发展论坛”优秀奖；入选“新华文献”丛书《让历史告诉未来》。多部作品行销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