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发：中国古代造船与海洋航运发展探究
赵长发
海洋和陆地一直是紧密相连，一衣带水的关系；早在远古时期，华夏先民就开始迈出了向海图强的步伐；根据考古发掘出的实物佐证和文献记载，在新石器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学会了造舟耕牧海洋。
那时，居住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东夷和东南沿海的蛮夷群落，通过使用独木舟、木排、竹排与葫芦进入海岸线的浅水区域耕牧渔猎，获取生活资源，以及往来于陆岛屿之间。
在浙江的跨湖桥遗址和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带木桨的独木舟，黑陶独木舟模型。根据科学检测这些遗物的“年龄”都在7000年至8000年，这证明了史前的中国沿海居民掌握了造舟涉海航海的技术。
考古学家深入研究发现，新石器晚期，中国沿海先民们懂得设置边架艇；就是在独木舟的两侧用石头工具凿孔，以榫卯方式横向支出几根木棍，再连接一艘小舟或木板用来减摇，避免因海浪冲击浪倾覆。
近代的世界范围考古中，在台湾、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先后发掘出来自中国新石器晚期的段石锛，由此可推断出，史前的华夏先民已经通过漂流形式，缔造了跨洋跨洲航行壮举。
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定天下为九州，被推举为王，立国号为夏。史书记载，夏首都晋阳的运货船开往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等九州；然后再载着货物从四面八方回到晋阳。大规模的水上运输，必然要有运输工具和调度管理，这引起了大禹的重视，便命人打造舟车以载物。
在典籍《墨子·辞过》记载“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这可以佐证出处在新石器晚期的大禹，参与了舟车的监造或是航政管理工作，将独木舟的建造上升到船的过渡期，使用范围也从内陆河流延伸向更广袤的大海，极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进程。
社会属性的文化文明以及生活生产技术，都是经过长时间探索实践沉淀而成，没有横空出世的。夏朝时期，因为榫卯构件技法的日益成熟，加以青铜冶炼发明，将建造舟船涉水航海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公元前1848夏天，夏王姒芒以天子巡视为由，与大臣们率领军队来到东海岸边，亲自乘船下海捕鱼，获得了一条特别大的鱼。在《竹书纪年》中记载：夏王芒“东狩于海，获大鱼”，这是帝王出海的纪录；据此能推测出，当时船队规模肯定不小，航海技术已经日渐成熟。
夏朝时期的航海活动非常频繁，更是造船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同样长短的木料，通过榫卯构件技术和青铜钉的加持，能造出容量增大数倍的舟船，经考古探索发现，当时的隅夷（现在的辽宁省北镇县）与山东半岛之间，开辟出了一条定点的往返航线。
社会的进步改革是根据生活生产需求而变，随着华夏先民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商王朝时期造船技术再次提升高度，能够造出内陆河流和出海用的两种大型船只；航海人懂得了季节风信和辨识洋流，有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与群航能力；根据出土遗迹追寻，商人到达了美洲。
《诗经·商颂》中歌颂殷人先祖的《长发》中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明在商朝第十一代时期，商朝人就已经征服海外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美国加州海岸多次发现来自中国殷商时期的石锚，考古学家推断，商朝人是驾船从山东半岛向北进入白令海到达的美洲。
能够跨洋航海，所需要的船只必然是巨大的。虽然没有得到文字的佐证，但从一份文献中的微小信息便可窥一斑见全貌：史记中记有武王伐纣45000人以船渡孟津。可见当时由众人划桨驱动的船造的是非常巨大。
而且，在商朝时期，国家设置了管理舟车的部门为六府中的司水、六工中的木工，管理舟车的官员，其具体官职基本延续了夏朝的体制，分别为车正和“工”级别的啬夫等中、小级官吏。
周朝时期的国家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制定出了三公六卿五官；其中“五官”里的司空就负责掌管全国的水利、舟车和工程建筑；其下属设有专门协助分管造船的官员——舟牧，天子乘船，舟牧五覆检之。
这时的造船业发展又有了提升；首先是继承了商朝的锚定技术，大量打造石锚，加以绳子用来做船的停泊锚靠；渔民们发明了用竹篾或竹排做船帆，利用风力驱动；但技术还不成熟，只能使用固定帆。
周成王时期曾有“干越献舟”的故事，当时的越人以擅长涉水闻名，“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如飘风，去则难从”。越人取道东海，渡黄海，泛渤海，入黄河，逆流而上到渭水，抵达周都镐京，将引以为傲的大舟作为贡品，献给周成王。
献舟的事情，体现出周朝时造的船实用性能和航海技术都是非常高了。同时，这件事引起了周王室的重视，鼓励沿海诸侯国开展与朝鲜、台湾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活动，促进国家的生活生产力和税收。
春秋和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普及，船舶的建造再次上升了高度，以吴齐楚三国为例，都有对外远洋商贸体系；齐国与朝鲜日本建立了商贸关系，吴楚两国则打通了大洋洲和东南亚的贸易航线，成为强国。
船舶在军事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齐国造出了可载数百人的战船，设置了矛戈、弓弩等作战区；并且发展出以不同作用的战船合编，协同作战的舟师队伍；如艅艎是王侯的指挥舰，作战的门舰、楼船、冲锋用的铁甲艨艟、突冒，侦查用的走舸等。
公元前485年，吴国趁齐国内乱时联合了鲁、邾、郯等诸侯国攻齐。吴国派水军战船从长江口出发，沿着东海海岸向黄海海域突进，绕道山东半岛奔袭齐国，在黄海中央水域与齐水军在交战。
此次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军作战，双方都派出了精锐的水军部队争夺制海权。吴军以船队为主力，船只数量众多，船上配备了大量的船员和战士。齐军的作战船只数量相对较少，但海上作战能力强，经验丰富，兵种齐全，配合密切，最终大胜吴国水军。
虽然吴齐黄海之战以吴军的失败告终，但这场战斗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战争中，陆地战争向海上战争的转变，为后来的海上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衍生出国家对海洋防卫和海洋战略意识。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结束了华夏族群长达500年的混战局面，让黎民百姓安享太平，休养生息；并快速成为兼跨大陆与海洋的国家，缔造出我国古代造船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也是为后世中国航海事业高速发展的奠基时期。
秦国在平息南方的百越战争中，曾造出宽8米，长30米，可载60吨货物的大船，动力技术上帆橹并用；当时组织了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溯江入海，沿海岸线运送军队和物资，可见那时的造船能力和航行技术已有了新的飞跃。
战争结束，秦始皇的目光看向了沿海地区的富庶，和与海外国家交流互通的便利。便下令征收上好的耐腐木材，建造大型航海船舶，开创远洋航海，将内陆的航运和海洋运输链接，与方外诸国通商贸易。
秦船使用了铜铁钉，更加牢固；有了帆，和桨手合力，高效的提升航行速度。而且、船身分割出储物区，活动区，指挥区，还发展出了一套专业的保养和维修技术，以及观星月、看风信引路本领。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 (前219) 于琅琊与随行重臣“议功德于海上”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 行船至海滨，浮海射大鱼。“始皇梦与海神战, 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始皇帝的涉海举动，激发了当时的人们探索海洋的热情。
秦朝在华夏族群大一统中建立了不世功勋，但国祚不长，百姓休养生息才刚开始就发生楚汉战争；秦灭亡，汉朝立。百姓们亟待生活生产力的恢复和提升，以及巩固国家基础和军事发展的税赋增长。
汉朝时期和匈奴的战争绵延旷久，汉武帝大力推动耕牧海洋政策。建设当时世界最庞大的水师舰队，拥有海上战舰无数，巨型战船高达十丈，能运载两千多名士兵，一次战争就能派出2000艘战船。
这时期的船演化出了方向舵，战船上的风帆增加了四帆。除了商贸用的船只体积加大，战船的种类有冲锋用的蒙冲，进攻用的斗舰，这种巨型战舰能发射弓弩和投石机；侦查用的斥候船；水师出征朝鲜和南中国海，开拓蔚蓝疆土。
汉武帝治理国家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在派张骞出使西域，他也积极推动海上贸易，开通山东半岛至日本列岛以及朝鲜的贸易航线，从闽粤沿岸打通东南亚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航线，开启了中国远洋贸易的缔造时代。即便在晚期的三国混战时期，东吴政权依然积极发展造船业，与海外国家进行海洋贸易。
唐朝承续了造船航海，促进贸易发展的治国方略，采取了对外开放，包容外族的国际贸易交流政策；那时的朝鲜、日本来长安学习的人数众多，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马来西亚等国均有使节到长安朝贡学习，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林的交流互通。
唐德宗贞元(784一808) 年间，宰相贾耽记录出唐朝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广州通海夷道”。这条远洋航线链接了8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96天，是九世纪之前世界最长的贸易航线，也是中国连接日本、朝鲜、马来西亚、东南亚、波斯湾和埃及地区的重要航线，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古代航海发生的黄金期！
唐朝的远洋船和军用船只制造工艺，在继承了秦汉时期的高大，其性能也有了改变，方向舵、船锚被普遍使用，并演变出在船的两侧用脚踏轮作为驱动的船舶，内部有了水密隔舱，更加牢固安全。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远洋船标准尺寸是20丈，能载1千石货物和七百人。
虽然唐朝时期国家重视发展海洋贸易，但海洋军事的发展建设也没落后，同样建立出强大的航行在大海上的水师舰队，其战斗力无比强悍。唐高宗时发生的白江口战役就是实例；朝鲜的百济王勾结倭国发动叛乱，唐朝将领刘仁轨率领水军到达至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和新罗联军包围了百济王扶余丰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
唐朝水军有170余艘战舰，水军将士1.3万，倭国水军有1000多艘战舰，水军4万余人，在数量上，唐朝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最后的结局却是唐军大胜倭军，此一战，倭人近千年不敢再犯我华夏。
宋代的远洋贸易可以说是巅峰时期，最早的一带一路治国方略。当时从胶州湾，到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再到广州湾、琼州海峡，布满开展市舶的港口，海运业繁华鼎盛。朝廷在密州、明州、杭州、泉州、广州均设有市舶司（海关）当时发明了罗盘，为远行航海提供了方向的保障，也是航海业的革命性改变。
其职能包括：“阅货”（检查进口商品），抽解（征收关税），博买（采购一部分蕃货），发放“公凭”（给海商发出海贸易许可证、给蕃商发完税凭证），查禁走私及违禁品，维修港口设施。凡海商出海贸易，只要到市舶司办理好手续，领到“公凭”，便可满载商货，扬帆启程。蕃商来华贸易，或海商从远洋回货，在设有市舶机构的港口入关，完成抽解与博买手续，然后便可自由交易。
当时的官方鼓励民间海商积极出洋贸易，其海商不但规模大、人数多；商船满载瓷器、陶器、丝绸、布帛、漆器、工艺品、茶叶、果脯等商货，足迹遍布东南亚与印度洋，远抵非洲东海岸。19世纪以来，非洲的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岛、基尔瓦岛、马菲亚岛等，都发掘出宋代铜钱；在福斯塔特、埃得哈布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区，也发现了大量宋代瓷器碎片，这些铜钱与瓷器应该就是宋朝的远洋商船带去的。
那时的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不计其数：“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豪富之民”是大海商，财大气粗，自备有大海船，从市舶中获取的利润最厚，如泉州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另一位泉州海商朱纺，自任纲首（船长），远航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经商，“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
宋朝缔造出的中国远洋航海贸易巅峰，并非单纯的社会发展进步，而是和当时的辽、金、夏、吐蕃、大理等邻国有关；这些国家与宋王朝不和睦，战争频频，还把汉唐时期打通的西域丝绸之路阻断，迫使两宋王朝不得不向海求生，向海图强，开拓海上贸易之路。
元朝国祚很短，还不足百年，可发展航海造船却不输任何一个朝代；《元海运志》载：“延佑（1314年）以来，如造海船，大者可载八九千石，小者也能运二三千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此种大型海船载重量已高达1200吨。可见造船能力和技术的发达，所造的海船型制、装载能力为当时世界之最。
造船的水密隔舱技术到了元代也更加成熟，用以远洋航行的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设有十几个密封舱室，配备的铁锚重达几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而且，还安置了升降铁锚的绞车，让操作更便捷稳妥，大大提升航运的安全性能，驱动力的船帆增加到五帆和六帆。
出海远洋的船队都挂有多面巨帆，配置两个大小主舵，以便适应在浅水和深水区调节航行；当时行船速度非常快，从爪洼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唐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这个时期高超的造船技艺，为之后的郑和船队环球大航海奠定出了坚实的基础。
文献中记载的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航运；支持造大船，推行远洋航海贸易，是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的；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汗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含丝绸之路），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与经济联盟。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派亦黑迷失出使列国。亦黑迷失是信奉佛教的畏兀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
他奉命两度出使八罗博国（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拉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亦黑迷失出使占城（今属越南中南部），僧伽剌国（今斯里兰卡）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保证了元朝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
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物品，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
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还有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
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艺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元朝的商贸远洋航海，对中国的后世发展影响深远。
综上所梳理的中国史前、远古和古代三个历史阶段中，华夏先民的造船技术和涉海发展生活生产的脉络，足以佐证出中国海洋文明源远流长，沉淀厚重坚实，是驾驭御沧溟海的伟大的东方之龙！
作者简介：
赵长发，中国作协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独立海洋文化研究学者，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出版（刊发）长篇小说、短篇科幻小说、军事儿童小说、古风武侠短篇小说、系列海洋科普童话、古风诗词等1000多万字。
赵长发还是中华见义勇为楷模，海南省见义勇为英雄，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会员，国家认证家庭教育指导师。
